王志伟：紫禁城的第一张照片
王志伟，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事有关清代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编辑与出版工作。著有《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皇家建筑》《光影百年》《乾隆箴言》等，另与人合著《海淀历史文化研究》《南锣鼓巷史话》《建国门史话》等。所编辑的《故宫识珍》《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等多部作品获选为“全国十佳文博图书”称号。2014年，其与《紫禁城》杂志合作完成的“故宫穿越照”，引爆网络，好评如潮。
紫禁城的第一张照片
早期摄影术在中国
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国科学院向世界公开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标志着摄影术这一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发明的诞生。短短三年后，这一崭新技术就搭上了19世纪欧美国家海外扩张的便车，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一同来到了中国。
目前已知在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次摄影记录发生在一八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其时正值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天，一位名叫乔治·亚历山大·马克隆（George Alexander Malcolm）的英军少校与军医理查德·伍斯纳姆（RichardWoosnam）在镇江共同拍摄了一张照片，所摄场景很可能是曾经屹立在长江江心的著名岛屿——焦山。虽然有关这次摄影的任何影像资料都没能够保存下来，我们仅凭英国人巴夏礼的日记才知道它的存在，但这却是摄影术与中国结缘的最早记录，在中国摄影史上值得永远铭记。
一八四四年，步英国后尘到中国要求殖民利益的法国拉萼尼使团中有一位名叫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的贸易代表，在当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拍摄了澳门、广州一带的风景照以及少数中国人的人像照，其中就包括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黄埔条约》的两广总督爱新觉罗·耆英。
广州街景，1844年 于勒·埃迪尔摄
这些照片现存约四十余张，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批中国照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于勒·埃迪尔是真正揭开中国摄影史序幕的开创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予英国，在此停驻的外国人日渐增多，欧洲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港岛的面貌。这期间，一些早期摄影师来到这里，他们大多有着双重身份，或是政府雇员，或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或干脆就是职业旅行家。
至迟在184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将摄影术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一八四五年三月的一家报纸曾刊登了一则位于皇后大道卑利街上的一家照相馆的广告，据信这家照相馆是由美国顾盛使团成员乔治·韦斯特（George R.West）开设，其人是美国公使翻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来到中国的最早的商业摄影师。
随着香港的日渐繁荣和与开埠口岸的紧密连系，摄影术逐步走进了中国内地。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广州等地活跃着一批从事商业摄影的流动摄影师，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有可能拥有固定的地点用以经营摄影业务，这是中国近代照相馆的先声。
此后，湿版火棉胶技术的出现和蛋白印相工艺的普及使得摄影更加便于操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这一崭新的行业，其中的一些人便在此时来到中国，他们带着商业目光试图用新工艺拍摄这里的风光和事件，销售给潜在的客户。
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的外国摄影师包括伦敦立体照片发行公司的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从香港出发跋涉五千英里拍摄中国沿海和内陆的苏格兰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oson），以及一八六〇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的战地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等。
最早的紫禁城照片
1856年，英法两国悍然发动了旨在扩大殖民权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陷入南方太平天国十年战争泥潭的清政府面对英法联军的进攻毫无招架之力，决策层战和不定，王大臣相互掣肘，终致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皇帝逃跑、政权随时颠覆的危险局面。
不过，一纸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还是让清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昨天的兵戎相见变成了今天的“友邦情谊”，一万余名滞留北京的联军官兵顿时变成了街头的游客，一向对洋人封闭的北京城一下子门户洞开了。
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在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之后，联军士兵与军官虽然可以在北京城内自由行动，但由于中国官员的坚持，始终无法靠近紫禁城。
但在恭亲王奕䜣的安排下，两国使团中的高级人员曾进入皇城参观，他们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能够深入到一般士兵无法靠近的区域。这样的安排可能意在表现清政府划地立约、偃旗息兵的诚意，也正是因为恭亲王的这一决定，让英军中的随军摄影师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能够将咸丰时代北京皇城的历史风貌通过照片永久地保存下来。
比托拍摄的恭亲王肖像 1860年11月2日
比托拍摄的英国特使额尔金肖像 1860年
现存费利斯·比托于一八六〇年秋天拍摄的北京皇城照片有大清门（六联全景照）、天安门金水桥、午门、大高玄殿习礼亭、景山紫禁城鸟瞰（双联全景照）、琼华岛东面、琼华岛南面等。其中大清门、午门、景山紫禁城鸟瞰三张涉及紫禁城建筑，可以确认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紫禁城照片，但比托拍摄它们的准确时间尚需做一番考证。
天安门金水桥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琼华岛东面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琼华岛南面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根据英国特使额尔金与法国使团成员克鲁勒的记述，英使团曾在十一月一日和七日两次进入北京皇城游览，一日的目的地仅限景山、北海两处；七日的参观是与法国使团一起，在钦差大臣恒褀的带领下由“皇城南门”（克鲁勒语）出发，穿过金水桥、天安门、端门到达紫禁城的正门午门。
恒褀当时以宫中尚有宫眷居住为由，拒绝了使团人员进入皇宫参观的要求，但特许他们在午门门洞中窥探紫禁城的第一进院落。然后一行人绕过紫禁城，登上景山，站在万春亭上眺览皇宫，随后又来到西苑，在琼华岛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游览。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勒十一月七日的游览回忆与比托现存皇城照片的拍摄内容惊人地一致，同样都是大清门——天安门——午门——景山——琼华岛的顺序，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比托参加了这次游览活动。二〇〇五年，《Felice Beato en Chine：Photographier laguerre en 1860》一书引用《Campagne de Chine 1860》照片册所录比托拍摄的皇城照片是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九日，署下这一时间的照片有午门、
景山紫禁城鸟瞰（双联全景照）、琼华岛东面、琼华岛南面四张，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确认比托皇城照片的拍摄时间为十月廿九日呢？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不能确知十月廿九日的记录是否出自比托之手，即便是其亲笔所记，亦出现过时间标注有误的情况（参见《中国摄影史》，一五六页，中国摄影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其次，在法国特使葛罗与瓦兰·保罗等多人的记述中，十月廿九日这天，法国人在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天主教堂内举行了庆祝教堂归还教会的祝圣仪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记下这天下起了晚秋的冻雨，但在比托的照片上，我们丝毫看不出地面上有任何下过雨的痕迹，尤其是午门一张，照片上强烈的光影对比说明拍摄时的光照非常充足，这天必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
再有，根据比托现存皇城照片我们知道其拍摄路线已经深入到皇城核心区域，据联军中多位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当时皇城核心区的封闭状态不可能让比托随意游走和拍照，其自行进入皇城禁区是不可能的。
更大的可能是其与英国使团一道，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完成了照片所示的行程并拍下照片。我们将其拍摄时间限定在《北京条约》签字后至两国特使离京的十月廿五日至十一月九日之间，是较为稳妥的。
凭借比托拍摄的皇城照片，再根据克鲁勒的记述我们可以做一大胆还原：那天比托与使团成员一道，在中国官员的带领下从大清门出发，依次参观了大清门、千步廊、天安门、端门，一行在午门前停留，近前窥看太和门广场，然后绕过紫禁城登上景山，过大高玄殿，由陟山门进入北海，登琼华岛后结束行程。
此行比托拍摄了大清门（六联全景照）、天安门金水桥、午门、大高玄殿习礼亭、景山紫禁城鸟瞰（双联全景照）、琼华岛东面、琼华岛南面等照片，其中的大清门（六联全景照）、午门、景山紫禁城鸟瞰（双联全景照）三张涉及皇宫建筑，是紫禁城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照片。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使团人员从容参观的时候，比托要携带笨重的湿版相机和充当暗房的帐篷，每到一处摄影位置，都要操作一遍相当复杂的拍摄流程，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是需要比托付出极大的艰辛才能够留存于世。下面，就让我们借助比托的视野，来仔细审视这些一百五十多年前珍贵的历史镜头吧。
表现1860年前后室外摄影情况的版画
火棉胶照相机 吴刚摄
最早进入镜头的紫禁城影像——大清门（六联全景照）
大清门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拍摄时间：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摄地点：正阳门城楼北侧
拍摄内容：大清门东西全景
照片说明：这张六联全景照片以皇城正门大清门为中心，东西两个方向延伸至崇文门和宣武门，两门之间东西江米巷一带的官舍民居尽数收入镜头。透过大清门，天安门和太庙大殿颇为显眼。
北侧，紫禁城的形象依稀可辨。尚可辨认出的建筑有：午门西侧燕翅楼、西华门、东华门、角楼（四座均可见）、雨花阁、奉先殿、皇极殿。这些因拍摄距离原因而略显模糊的皇宫轮廓是历史上最早由照相机拍摄出的紫禁城影像。
最早的紫禁城单体建筑照片——午门
午门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拍摄时间：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摄地点：阙左门南侧
拍摄内容：午门
照片说明：照片中的午门和门前广场与今日相较变化不大，只是匾额处尚保留着满汉文并列书写的格式。如照片所示，午门崇台的外立面斑驳不堪，正脊两端螭吻残缺，五凤楼与大殿之间的连廊也是门扇缺失，陈设在这里的当年在重大典礼时敲击的钟鼓似乎隐约可见。
面对着破败的皇宫大门，瓦兰·保罗记道：“皇帝不在时，任何人都没有进入皇宫的权力，因此我们只能参观紫禁城门外的部分。在初建时，这些宫殿极为奢华，现在看上去却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克鲁勒的形容更加直接：“至于紫禁城，大家众口一辞，都说那是一处废墟。”这些描述与六十多年前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看法如出一辙。
最早的紫禁城全景鸟瞰照片——景山紫禁城鸟瞰（双联全景照）
景山紫禁城鸟瞰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摄
拍摄时间：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摄地点：琼华岛正觉殿稍东
拍摄内容：景山西麓、大高玄殿、紫禁城北部全景
照片说明：这张双联照片以全景的视角将紫禁城、景山、大高玄殿和北海东部诸景囊括在内，层次鲜明，环境肃穆，紫禁城的庄严静谧与园林的婆娑树影配合得相得益彰。
远处的皇宫虽然大门紧闭，但眼前鳞次栉比的大屋顶与婉转幽深的巷道让观者充满异域的幻想，这张照片完全平复了参观者禁止入内的遗憾。
我们应该庆幸紫禁城没有沦为圆明园的命运而化作断壁残垣，要知道火烧皇宫在当时也是额尔金的一种选择，法国公使葛罗曾建议其焚毁紫禁城而不是圆明园，英国首相巴麦尊亦为没有捣毁紫禁城而失落不已。
费利斯·比托小传
一八三二年，费利斯·比托生于威尼斯，早年随父母迁居科孚岛，后又迁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一八五〇年代早期在那里开始从事摄影。因其参与拍摄了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六）、印度大起义（一八五八）、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马关战争（一八六四）、朝美战争（一八七一）、苏丹起义（一八八五）、缅甸兵变（一八八六）等发生在近东和远东的诸多战事而成为了十九世纪最为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他充满传奇的旅行经历为其增添了别人无法比拟的人生阅历。他的摄影作品并不局限于战争题材，战火的硝烟从未蒙蔽他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所到之处真实的美，这从其存世的大量风景和人物照中可以窥见一斑。
比托在中国时留下的影像 1860年5月24日
一八六〇年三月，比托与英军统帅格兰特同船抵达香港，在这之前他刚刚成为了不久之后侵略中国的英国远征军的一员。然后随军一路北上，于六月末到达大连湾，八月初由北塘登陆，并在八月廿一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拍摄了一组反映炮台内部激烈交战之后血腥惨烈场景的纪实组照。
这组照片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反映真实战况的战地摄影作品，其带给世人的视觉冲击足以震撼心灵，虽然拍摄者身为侵略的非正义一方，但其忠实记录下的战争镜头在其后一百多年里始终向人们诉说着战争的恐怖。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比托携带着众多照片和摄影设备随联军离开北京，于十二月抵达香港，转年十月回到了伦敦。
大沽北岸炮台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摄
大沽炮台失陷纪实之一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摄
大沽炮台失陷纪实之二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摄
一八六三年比托来到日本，在横滨定居直到一八八四年，在那里他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但不幸的是，照相馆在一八六六年被火焚毁，大火烧毁了比托的大批照片和底片，这令他伤心不已。
这次大火可能促使他把经营的重点转移到摄影以外，开始从事进出口买卖和投机活动，但其照相馆仍然营业。一八八四年，业已破产的比托离开日本，因为听闻埃及苏丹爆发了起义，遂在那里用相机记录了这场战争，然后带着这些珍贵镜头回到英国。
大约在一八八六或一八八七年，比托再次来到亚洲，这次他把摄影生意做到了缅甸，凭着爱冒险的胆识与敏锐的眼光再加上聪明的头脑，比托先在缅甸做起流动摄影的生意，一八九四年在曼德勒开办了一家照相馆，不久后又开设了一家古董店从事古玩进出口贸易。随着业务量的攀升，企业规模愈发庞大，其雇佣的员工一度超过八百人，一八九七年他在仰光开设了一家分号。
世纪之交，比托萌生退意，先是在一八九八年转卖了古董店，后于一九〇三年关闭照相馆，以七十一岁高龄结束了自己奔波一生的事业回到意大利佛罗伦萨，于一九〇九年一月病逝在那里。
比托在佛罗伦萨 约1905年
本文部分照片印自《摄影史话》，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年；《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皇城金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阳先生提供了部分照片以及宝贵的建议；有关费利斯·比托生平的内容则参考了徐家宁先生在《皇城金梦》一书中的研究，在此一并致谢。本文首次发表在《紫禁城》2015年第6期，特此说明。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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